我对出风头并无兴趣，不追求个人品牌，也没有入局政治的打算。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战争之中——每天、每周、每时都在思考和应对战事。因此平时我很少接受采访，也不常写公开文章。但最近的沉默被一些人解读为默认，由此在军队和总参谋部周围出现了关于内部冲突与破坏的各种传言，所以我决定亲自澄清几件事。

首先，我对所谓“与部长发生冲突”的说法感到惊讶。在我的理解里，我们之间一直保持职业工作关系。战时，两套机构在具体复杂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如果我的言行曾冒犯米哈伊洛·阿尔贝托维奇，在此向您道歉。我承认我的作风有时严厉，但我希望公众把注意力从个人争执上移开，集中到如何取胜这一更重要的层面。国家的未来高于任何个人，把这场战争简化为两人的斗气，只会成为送给敌人的礼物。

我也注意到社会舆论被简单地分为“支持费多罗夫”与“支持西尔斯基”的阵营。任何与军队或战争相关的问题一旦被政治化，都会被缩减成口号式的讨论，而现实中的每个决定——不论是合同、采购还是动员——都远比社交媒体上的论战复杂。战争的胜负依赖踏实的工作，而不是舆论秀场，因此我将把讨论从人际问题转回到实务上。

关于职责划分，有必要澄清一些基本点：国防部主要负责后勤保障、物资采购、政策制定及对武装力量的文官管理，没有这些保障，军队无法运转。国防部长的职责并不包括亲自指挥前线或充当军事战略的最终制定者。按照法律规定，战争战略、军事行动部署与前线态势是我作为总司令并向最高统帅负责的范畴。远程打击或孤立克里米亚等重大行动，是在武装力量、情报和相关部门协同下，由最高统帅和总司令统一协调的。这不是争功或不让他人露面，而是体系化的军事运作方式。

对于要求我“公开战略”的呼声，我要提醒：战略不是对外宣传的宣言，也不是社交媒体的流量工具，它必须保密并通过战场成果来检验。那些要求把战略公开的人，实际上是在要求我们将关键牌交到敌人手中。愿景固然重要，但打赢战争需要具体可行的战略——回答我们如何调配预备役、从哪里获取弹药、如何动员与争取时间等现实问题。

关于“越级微观管理”的指责，我作为一名服役数十年的军人，绝不会对上级下最后通牒，也不会用即时通讯软件来指挥百万大军。部队运作依靠各级司令部、正式命令和一线指挥官的责任制。为避免过度干涉，我已授权各军区、各部队司令在内部自主决定人员调动——这正是反对越级微观管理的举措。

至于无人机，有人说我“不想用无人机”，这是荒谬的。无人系统作为独立兵种是在我任内组建的，我亲自向最高领导推荐并破格任命马迪亚尔少校担任这一新兵种的指挥，这个决定打破了既有常规。我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他从基层成长、创设过作战单位并具有前瞻性，他和他的部队的成绩每天都在战场上显现。当然，作为对战场结果负法律责任的指挥官，我也必须诚实地指出：无人机虽功不可没，但要发挥最大效用，必须与火炮、迫击炮、工程保障、防空、电子战等多种能力协同作战。总参谋部向国防部提出的是一份完整的作战需求清单，执行这些需求需要各方密切配合与支持。

总之，现在不是内耗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精力投入到团结与专业工作中，集中资源与智慧去赢得这场战争。